为中国设计建筑有什么不寻常的经验吗，比如是不是要考虑到风水或其他东西？

　　丹尼尔·里伯斯金：建楼及选建筑地点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历史因素分析。我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建筑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并运用它设计了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

　　风水讲的是房子与水及景观如何建立关联——如何为建筑物定方位。这是所有建筑师都要了解与尊重的。这也正是2000年前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想要了解的事情。他讨论了一些微妙神秘的东西，认为留心事情的各种征兆与自然现象，像鸟如何飞、风与光线如何移动，都非常重要。他建议建筑师要精研鸟的飞行，因为研究鸟的飞行模式能知地上发生之事。所有的东西彼此之间都有关联。这次设计，我与一位风水大师共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看到很多说法有实证基础。

　　从香港到上海、北京，高楼变得日益密集，如何使生活质量不受居住密度影响？

　　丹尼尔·里伯斯金：在现代社会，高密度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无可避免，但是多多关注数以百计的二、三线城市的需求非常关键。因为这些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只有大力推进社会文化发展，才能使城市居民产生向心力。

　　若想要人们真正接受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就必须把握该地的历史使命，使用新形式的空间采光、材料及技术来重塑“居住艺术”。我认为，设计的关键是以人为本，运用于适用的范围之内以及基于强烈的意愿之上。很遗憾的是，这种想法在当今对高密度生活环境的设计中被忽略了。多顾及街道上的行人，增加公共场所的面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亲近，都能平衡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工地，“国际化建筑”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吗？

　　丹尼尔·里伯斯金：全球化正主导着中国和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面对不断崛起却毫无特色的楼房，必须重新找回身份标识。

　　从一个城市来说，是保持建筑规划的和谐整体更重要，还是有一些地标性的、抢眼的建筑更重要？

　　丹尼尔·里伯斯金：城市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它过去的复杂历史事实。城市既是新想法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将传统和承袭在过程中打破。城市似乎既有历史秩序，又是突如其来的骚乱的牺牲者。

　　规划和建筑设计密不可分，就好比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楼有多高，而是人类意愿有多强烈。所以必须创造出可以体现居住者个性的智能居住空间，而非“机械环境”。

　　武汉并非试验场

　　几年前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博物馆的玻璃屋顶。本应是木梁和木椽构架系统所在的地方，出现的是金属遮阳片和怀旧的木作构架。金木缝隙间，天光洒下掩映古物，恍如时空隧道。

　　与贝聿铭一样，丹尼尔·里伯斯金也是明星建筑师，同样对光线的呈现有独到认识。

　　在柏林犹太博物馆，他设计了一个“大屠杀之虚空间”，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处裂缝，角度很奇特，根本看不到，但是光线会透进来，反射在水泥墙面和地板上。这个博物馆开张之前就吸引了35万名参观者。

　　纽约世贸中心重建，他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广场，称为“光之楔”：这个公共空间将由两道光线来界定，第一道光将在每年9月11日世贸北塔被撞的时间亮起，第二道光线会标示出第二座塔崩塌的地点。他竞标时的发言让许多纽约人听得流泪。后来，一个不认识的人找到他，说：“我不敢相信你想到了‘光之楔’。我太太当时在世贸大厦1号楼104层，我很确定，她跳了下来。我想要相信，她最后看到的东西是阳光。”

　　近十来年，快速发展的中国迎来了大批世界级明星建筑师。贝聿铭来得较早，里伯斯金较晚。他们在中国这块需要创意的巨大画布上，陆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除了对“光”的认识，两人还有一点相通：对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非常在意。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与旧馆没有痕迹地融为一体;就像他设计罗浮宫旁的玻璃金字塔，虽然也是新旧对话，但充满东方式的沉稳。

　　里伯斯金之前的作品我们无法亲睹，但他善用的充满戏剧性的建筑形式曾让一些人担心：他会如何处理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跟周边环境的关系，会不会出现一座与城市融合不了的地标式建筑?

　　里伯斯金尽力在打消人们的疑虑，他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理念——“建筑并非只是有趣的形式，而是应该与当地的环境相融合”，“关键是要倾听来自这个城市的秘密之音”，并在张之洞博物馆上使用了具有武汉特色的建筑形式。

　　这些举措让人看到，这位美国来的明星建筑师不像是把武汉当作了一个试验场，而是对他作品所在的城市显示出了充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