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一般会称陈明达先生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自创立以来的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在陈明达之前，这个学科有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童寯、龙非了等重量级人物；与他同辈的有刘致平、莫宗江、贺业钜、陈从周、王璞子等各领风骚；在他之后则以傅熹年、郭湖生、徐伯安、郭黛姮、潘谷西等各有专长；再之后，有萧默、王其亨、王贵祥、钟晓青等接续着前辈的学统……这个学科至今已有第五代、第六代学人。换句话说，以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86年的路途。这门建筑学中新兴的分支学科承担着使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世代相传和以史为鉴重建中国建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在这近90年的时间里，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学科奠基人，其筚路蓝缕之功，久为后人称颂，之后的各代学人使建筑历史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拓展，形成薪火相传、持续发展的局面。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迄今未能真正与当代的建筑潮流结合一体，未能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为民族建筑谋得应有的位置，这项事业也面临潜藏着的生存危机。作为承前启后的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陈明达先生是较早认识到这个学科的危机的人，他同时也对这个学科走出危机、赢得中国建筑文化复兴充满了自信。

　　 他的自信，是因为他坚信中国建筑文化体系自有其独到之处，必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融合，并开创出足以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唯因如此，他尤其留意西方建筑东渐中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曾这样评价《中国建筑简史》的近现代建筑部分：“没有详尽地分析这些建筑在社会功能上、结构上、经济上的优劣，更没有提到这种外来文化的产物和民族生活习惯之间的矛盾……而在城市中，不习惯住公寓式住宅的还大有人在，其原因恐怕是需要民族化。这在近代建筑史中，是应当明确指出的。”这里，他所强调的“民族生活习惯”对建筑形式的影响，无疑是触及到了建筑文化的关键性问题，很富于远见。

　　 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历程，陈明达先生则反复强调以往的研究“都是着重表面现象少谈实质，偏重艺术少谈技术，更没有总结出建筑的理论”。为此，他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著作中，致力于技术层面的探索。关于这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近日有崔勇研究员总结道：“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原理，从史实上升到数理层面并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则是陈明达的历史贡献。中国古代建筑蕴含着内在的数理逻辑（律历融通）与外在的艺术象征（建筑形态）以及境生象外的意境（文化生态）3个层面，一般的文化学者和专业人士仅仅关注外在的层面，而陈明达则达至内在的层面。”

　　 也基于这种自信和远见，陈明达相当理性地掌控自己的学术生涯：从积累感性认识到进入理性解析，然后基于感性与理性，求得认识上的飞跃。他在1980年填报业务自传时写道：

　　 “从开始学习到现在已经47年了。除去‘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停顿的14年，实际工作了33年。回想起来，恰好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十年着重于实物的测绘，约测量了100多座古代建筑，绘制成1/50实测图的40余座，绘制成1/20模型足尺图的20余座，拟定修理计划及施工图的20余座。第二个十年着重于经典著作《营造法式》的研究。由于前一阶段已经在头脑中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对这部书的理解才逐渐深入到理性认识，然而这是环境促成的。因为这个十年中我的职业出现变动，搞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只能在业余时间继续搞研究。而事实上恰好是第一阶段打下了感性认识的基础，第二阶段打下了理性认识的基础，到最后这十年的第三阶段，才能有能力综合前两阶段的结果，取得了跃进。

　　 从1962年开始，我自己计划要做约30个专题研究，现已完成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两个专题。这两个专题的成果，在我个人是一个跃进，对本专业学科是一次突破，突破了过去只研究表面现象的局限，开始触及到本质问题，打开了向理论进军的大门。这两个专题，每个都用了约两年时间。要完成预定的30个专题研究计划，没有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个：抓紧时间继续干。”

　　 陈明达先生也清醒认识到人生短暂而学海无涯，晚年更加潜心著述，外界甚至有“陈先生20年不出家门一步”的传闻。而在他的晚年著述中，除了更为艰深的理论探析外，另一个极端是建筑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他曾具体设想过恢复文革前夕停办的北京古建筑修整所模型室，并根据当年测稿数据，亲自绘制已遭毁灭的河北易县开元寺模型图，又把很大精力用于撰写《营造法式辞解》。他自己不招收研究生，但有学生求教，则无论积累半生的研究资料或尚未发表的研究见解、心得，均侃侃而谈，一无保留。今卓有成就的学者如王其亨、王天、王贵祥、萧默等，都在陈明达先生那里有获益终生之感。甚至对待自日本专程来华登门求教的田中淡，他也给予了耐心的指导，希望其与中国学者协力梳理东亚建筑历史发展脉络。

　　 陈明达先生的睿智，很大程度表现在他的豁达与清醒。他于1992年发现自己有健忘逐渐加重的趋势，于是决定在尚能自理的时候安排身后事业。他于1993年初安排笔者整理他的生前散著。笔者于1994年年底，将汇编的《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初稿呈献给他审阅，他具体提出了修订、完善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又将有可能生前完不成的文稿委托笔者“在辞世后继续整理”，并说应该请王其亨、王天等人帮忙整理。最后，陈明达先生郑重告诉笔者，他要整理自己文稿的用意：

　　 “将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公诸于世，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这样，中国建筑历史学科才能继续前进，才能最终与新的中国建筑设计融汇一体。”